首先厘清几个概念：叙述（narration）是一种修辞，叙事（narrative）是叙述方式的产物，是对发生之事的语言再现，故事（story）即发生之事，基本可以与叙事等同（萧阿勤：《叙事分析》，p126，2013）。此外再区分两个时常混淆的概念：身份（identity）与认同（identification），我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产物，同处动态与稳定的平衡当中，既不是永恒不变或本质论的，也不是漫无边界的。
这篇文章企图围绕“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这一概念展开。叙事身份最早于1985年由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在其著作《时间与叙事（Time and Narrative）》中提出，但由于哲学家与物理学家一样致力于研究物质世界与非物质世界（时间）的关联，他的阐述我多少有些看不太懂，此处先简单引用维基百科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喂。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identity postulates that individuals form an identity by integrating their life experiences into an internalized, evolving story of the self that provides the individual with a sense of unity and purpose in life. This life narrative integrates one’s reconstructed past, perceived present, and imagined future. Furthermore, this narrative is a story – it has characters, episodes, imagery, a setting, plots, and themes and often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a story, having a beginning (initiating event), middle (an attempt and a consequence), and an end (denouement).
—— “Narrative Identity, Wikipedia
“叙事身份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形成其身份——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融入一个内化的、动态的、为其提供整体性感知与人生目标的自我故事当中。这一人生叙事融合了一个人所重构的过去、所感知的当下与所想象的未来。此外，叙事是故事——有人物、章节、意象、场景、情节与主题，以及与传统的故事一样，有开头（启动项）、中间（冲突与后果）和结尾（终场）。”
在这一解释中，能够清晰地辨认叙事身份的时间性，因其是“通过叙事的中介作用所获得的一种身份认同”，这一种认同来源于对故事情节的一致性感知——我见证这个故事中的过去、感受其当下且接受其描述的未来为我的未来，此刻我认可这个人物是我自己。
区别于用形容词或名词贴标签式的身份认同，叙事身份的优势在于它足够复杂、囊括时间，在叙事中有多元丰富的自我表达，而非百里挑一地为自己贴标签，看似有选择实则一个都不适合我。所以这里要讲的并非身份，希望能回到叙事本身。在厦门大学刘子曦老师的一篇概括性论文里读到叙事的四个特质：普遍重要性、具体时间性、内在因果性、潜在反抗性（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p168-174，2018）。理应一提的是，个体的小叙事（Petit Narrative）之所以具备潜在的反抗性，是因其局部性、地方性、事件中心与凡人化所带来的异质多元，带来了对永恒真理般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怀疑与挑战。
“宏大叙事”是这两年在简中文化讨论中很常听到的一个术语，它来自法国哲学家、后现代思潮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港台译作李欧塔。利奥塔的理论核心讨论的是知识（Knowledge）的合法性，叙事是使其合理合法的途径；他提出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即背后规定了各种叙事之间关系的总体规则。宏大叙事则是在现代主义思潮中发挥重要社会作用的后设叙事规则，比如哲学的思辨叙事（合理化真理）与政治的解放叙事（合理化自由），这两种宏大叙事在宏观的层面强调整体社会向好的面向，使得无数微观的、个体的叙事被整合与被消失。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后现代主义的中心，“后”这一前缀表示它因现代主义而生，因对抗与质疑而存在——在这里我们需要随时察觉的是，那些合理合法的社会知识与固有规则，它们的合法性无懈可击吗？当我们形成自己的叙事，探索个体身份，进入公共话语，会在一定程度上找到答案，因为我们会在某个时刻发现，那恢弘的一切无法代表我。
回到“叙事身份”，想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最近受Ellen推荐，看了Hannah Gadsby的脱口秀节目《Nanette》，这场秀里汉娜改变了过去在喜剧表演中常用的叙述方式，不再自嘲她的女同性恋身份，不再为了避免给观众施压而在真正的故事结局前用一个“梗”一笑了之。在这场秀里，汉娜说了很多次这句话：I need to tell my story properly.。她开始讲述自己的创伤，暴露自己的愤怒，在故事的轻松转折后展示真实的结局里她是如何受到歧视与暴力，只因为她不够是一个“标准且正常”的女性。名词或形容词式身份标签的脆弱之处就在这里，也许因为简洁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便捷，但也因为极具阐释性而带来了过多的曲解——当我们说汉娜是一名女性、同性恋者、喜剧演员，这些词汇在不同人的理解中具备不同的涵义，有特定的标准和规则，而这套规则在一些人眼中是无法逾越、不可修正的——当你想象她应该具备足够的女性特质，讲lesbian enough的笑话，在台上故作轻松只为了逗笑大家，汉娜说，不，不是，也许我以前也曾想要表现得足够像一个女同性恋喜剧演员，但是今天，我在这里，只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叙事。
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I will not allow my story to be destroyed. 我绝不允许自己的故事被毁灭。以此回应毕加索的那句“毁灭一个女人，就是毁灭她所代表的过去”。我喜欢这一句是因为，毁灭是摧古拉朽的，而阻止一种毁灭该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那几乎就是一场自我重建。
自我叙述同时具备个体与公共的意义。在个体的层面，掌握自己的叙事权实则是掌握对自己身份内涵的解释权——不然，你要让谁去定义身为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哪怕是最个人化的叙事，也几乎不可能脱离公共性存在。也许广泛的传播与解读无疑会强化个体叙事的公共意义，比如汉娜的这场秀，因为在流媒体上线、在互联网传播、被译介，让远隔重洋的我同样“feel connected”；但即使是最隐秘的个体叙事，都是特定的公共生活与人际网络的产物，个体性与公共性根本上无法切割。
最近在读《下沉年代》。作者以几个人物的生命史为串联，试图讲述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历史变迁，其中讲到扬斯顿作为钢铁之城从兴盛到衰败，引述了主人公一位朋友“写在小小的螺线备忘录上的成长记忆”。不用怀疑，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历史，而我们的历史需要由我们自己去讲述、去记录，哪怕是在一本不起眼的备忘录上。
最后，引用电影《阳光普照》里的一个桥段，这是我印象中对于叙事身份的一次非常温情的实践。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这个故事是否有效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阳光普照》里，小儿子阿和因故意伤害入狱，留下怀有身孕的女友小玉。生下小孩后，阿和的妈妈提议让小玉带上孩子去探望阿和，但只有结婚成为家属，才有探视权。小玉的妈妈问出了这个问题，“阿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阿和的妈妈回答：
“大概四岁的时候吧，他很喜欢坐脚踏车，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带着他到处去走。但是没有多久，他只要一坐上脚踏车，就不肯下来，要我一直骑一直骑，有时候甚至骑了两三个小时，他就是不下来。”
“不载他你就麻烦了，到了晚上他就不睡觉，闹一整晚。”
“小学的时候他很不快乐，我在想是不是学校的同学对他怎么了，问他他也不说。到了国中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加入了拳击队，在学校打，在外面也打，一直到前一阵子出事情。”
语言是永远承受不住“我是谁”这个问题的重量的，但往往有必须回答、不能退却的时刻，最好的答案从来不是名词和形容词，不是描述与判定，而是一个故事。
并且从来不是非要一个好故事。
参考文献：
[1] Nanette, Hannah Gadsby (2018). Transcript: https://scrapsfromtheloft.com/comedy/hannah-gadsby-nanette-transcript/
[2] “Narrative Identity”, Wikipedia (2022.05.0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rrative_identity
[3] 刘惠明（2011）：《“被叙述的自身”――利科叙事身份/认同概念浅析》：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transtexts/415#ftn3
[4] 刘子曦（2018）：《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https://core.ac.uk/download/pdf/323958029.pdf
[5] 萧阿勤（2013）：《叙事分析》：https://www.ios.sinica.edu.tw/people/personal/hac/2013%20敘事分析（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二））（簡體）.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