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休息。它只是疲惫的中场时间。

能让人感到可以有所规划的连续假日在当代生活中如此难得，以假期前后延长的工作日为牺牲，以所到之地随处可见的拥堵为结局，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在难得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空的时间，不做点什么仿佛成为一种背弃——对“难得”的背弃，而非对意愿的背弃。

刚过去的五天假期里，忙碌于搬进新家的装点和打理、因疲劳而搁置已久的精神输入、与友人的相聚和倾诉、与家属相约已久而终于得以践行的出行。并非不想要，也并非不快乐，只是当我在假期最后一天，蹲在地上用毛巾一点点擦干净整个房间的地板，由此获得的满足感不能解决站起身时两眼一黑的晕眩。

一件已经不足为奇的事情是，工作具备着无限的能量：定义我们是谁，实现何种价值，度过什么样的人生。但或许此前的我尚未如此明确地知道，它如此深刻地介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地混淆感知，让我以为，不工作的时间就是休息时间，不做工作相关的事情就是在休息，只要泾渭分明地将工作/非工作分割开，我的生活作为一个完整系统必将得以稳定运行下去。

直到假期后第一天，早上出门走入雷雨后湿热的室外，一阵恶心占据着我的消化系统，而吸入的空气仿佛是一滩无法化开的胶着的泥。为什么放完五天假，我觉得更累了？——大家彼此开开玩笑，总称之为假期综合症，类似的症状也常发生在星期一。能够毫无痕迹地切换进工作状态，也被认为更具有职业精神。

我也很想看起来“职业”一些，哪怕心里对这一整套规则系统嗤之以鼻，仍然忍不住想要表现得足够有能力迎合它。但颤抖的手和腿、爬满后背的湿汗、过速的心跳告诉我，算了吧，今天真的不可以。

请假回家后，我什么都没做——我的意思是，我没做任何值得被计划甚至被记录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也做了很多。收拾了烘干后的衣服，它们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味，不是因为“有”而是因为“无”；躺在床上，打开久未使用但也没有卸载的冥想app，冥想了五分钟，那五分钟里只有几十秒，我没有不由自主地想未完成的工作、要买的东西、家属什么时候回来；拿出了音响，去年的初夏最爱听nujabes，此刻却因为鼓点而心悸，换成了从来不曾主动听的巴赫；做了一顿简单的饭，用昨晚剩下的烤羊排蘸料腌制五花肉，炒线椒和泡菜，高油盐压制了上涌到嘴里的恶心；闭上眼睛，听窗外的雷声、小孩玩闹的喊叫、窗边鱼缸过滤器的水流声；呼吸，专心地呼吸，即使你知道无论逃到哪里，纷杂的思绪一定会找到你、揪住你，于是你感到，只有在呼吸最深的那刻，自己还有时间。

我无比沮丧地发现，自诩“平和”为唯一优点的我，原来那么焦虑、想逃、又知道自己无处遁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太想要“做些什么”，来实现与工作带来的疲惫感的对立，那是愤怒的、不甘的、被不属于自己的节奏牵引的，也是注定失效的。

我想要的，和需要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和深深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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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末时被卷入一场全民感冒，堪称彼此隔离的三年以来参与过的最大型集体活动，躺在床上度过了象征性体温升高的两天，其后的半个月则一直生活在随意动一动身体便心跳过速的虚弱幻觉中。抗原与核酸检测的社会意义失效，而其医学意义尚且不及真实可感的症状——社交网络上早已流传过形式各异的图文总结，发烧、鼻塞、咳嗽、嗓子疼、身体疼痛，凡此种种总要经历一遍，少见提及的则是药物短缺、运力不足、居家办公，封城期间的记忆又短暂地卷土重来，再呼啸而去。

于是一年就这样结束，结束在精心挑选的九宫格照片所归纳的“幸福瞬间”，倒并非完全不真实，只是再一次404的年终新闻告诉我们，真实的幸福存在于无数时空交叠中小径分岔的花园。而我早已虔诚地相信，人类定义的时间节点无法承托任何关于未来的美好愿景，唯有收纳记忆成为一种足够轻巧的自我安慰。而人的记忆，“本就是一架蹩脚的相机”。

隆冬时与朋友相约，临别时对方问我，今年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了想说，封城的三个月。她又问，今年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说，离职的时间选得不对。

而坦诚地讲，这两个回答都不是真正的答案。之于后者，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不足够有益的决定，而已成定局的选择都不曾让我感到后悔；之于前者，我刻意隐瞒了于我而言更切身和深刻的情绪体验，把自己藏在宏大的、非个体的、不可控的公共叙事中。而有些时候，我受够了企图扮演关心世界和他人的自己，在阅读新闻时流泪再也不会让我感到一种幸存般的庆幸，而对生活的失控和对自我的迷失无法隐匿也无法逃避。

这一年我真正不能忘怀的，是初夏整夜驻留的街、初秋河边的一滴眼泪和无数个冬日午后牵起的手，是绝对私密因而只能由纸笔写进日记的细枝末节。也许正因为时代的大船是一副行将倾覆的模样，才更能在波动起伏的水中抚摸为数不多紧握手里的浮木，在喘息的片刻看见汪洋。

这一年我对一些事物上瘾。在上半年独自居家和办公的压力下，开始无节制地抽烟，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要思考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借助分明对身体有害的气息获得平静；在开始了一段新的亲密关系后，依然难以自抑地沉迷于忽高忽低的情绪波动，以及波动带来的危险体验；在离开了上一份工作后，迷失在对“工作的意义”、“想做的事”和“想成为的自己”的追问。上瘾之所以是负面的，是因为陷入一种错误的问题解法的恶性循环。

但我该知道的，自己从来不擅长定义“正确”、“有效”或“正面”，也并不享受让它们成为我的擅长。在这一年里，我常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该让自己沉浸在固步自封的旧房间，还是多走几步舒适圈外的新世界——后者的意义已经被足够的推崇和高估了，以至于太容易就找到一些为之赋能的褒义词。我们的言语已经被如此改造。

于是一年就这样过去，过去是时间的刻度游戏。时间可大可小，在足够宽广的视角里是宏大的时代与命运，在目之所及的世界里，却只是清扫屋子时抹去的水池污垢。每隔一周、一个月或更长更短的时间，明明你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时间在所有的物体表面积累，留下你不得不察觉和消除的痕迹。如观自身不净，是将自己作为一生命体，那我想时间亦有其生命，与我共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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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评论斯金纳「迷信的鸽子」实验的文章中读到，人类的迷信来源于对因果关系的迷恋，执念于万事万物的“有迹可循、有理可述”，在这种执念中建立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的掌控感，从而产生并笃信一种错误的归因。譬如箱中的鸽子相信自己挥动翅膀便会获得食物，而食物的投放不过是箱子外部的一种装置，每隔15秒运行一次，鸽子只是在某一个15秒的间隔中，偶然地挥动了翅膀。

我想，爱情中的迷信往往产生于，我们总是试图用理性解释情感，认为可解释意味着可掌控，于是或主动或被动地逃不开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爱上你？”

关于爱情的迷信之一：令我们着迷的是对方和自己之间的相似性/差异性。曾经的我是前者的虔诚信徒，执迷于寻找对方和自己之间的默契，一一挂上勋章，珍藏为妙不可言的缘分之爱的证明。现在的我知道，这两个答案一方面受限于我们以“比较”认识事物的习惯，另一方面，也只是提供了两套截然不同的叙事，我可以借用它们，去描述我眼中的唯一的你。

和我一样的你。我们都需要独处，在独自一人的时空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关心远方，相信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们排斥规则，需要内在自我真正认同的秩序；我们常常冷漠，但脑海中偶尔闪回倒在路边的老人和无动于衷的我们自己；我们听同一首缱绻的歌，又在分享时一样难以启齿；我们偶尔孩子气，又在这种孩童的天真中彼此温暖与彼此苛责；我们的语言系统里充满抽象的词汇，常在现实世界无所依托；我们一样理想主义，憧憬赤诚的生命之火，也一样知道无所依托会让理想夭折、让火种寂灭；我们有“成为自己”的冲动，我们有照亮他人的愿景；我们企图构建一种生命哲学，支撑自己度过内外撕扯的痛苦、虚无和孤独。

和我不同的你。你看重结果，我看重体验；你会利用规则为己所用，我会在看清规则后选择退出；我不懂得拒绝，你会在我身心疲惫时替我关掉回复工作信息的手机；你察觉不到他人的感受而极度自我，我常常因为在乎他人的感受而压抑自我；你想成为持久闪耀的恒星，同宇宙相惜，我想成为艳光刹那的流星，寂灭后归于尘土；你相信自己会在做且做到一些事中有更多成长，我相信自己会在与人的关系里有更多成长；你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并把它作为自由的保障，我拒绝认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且认为这是自由之可能性的起点；我用对过去的回看审视自己，你用对未来的规划审视自己，有些时候，我知道我们都没有全然地活在此刻。

阿兰·德波顿在《爱的进化论》里写：“合适人选”的真正标志，不是完美互补的抽象概念，而是忍受差异的能力。般配是爱情的成就，而不是前提。——我想，这就是我在这段关系里渴望实现的一种成就。

关于爱情的迷信之二：我们的相爱是一种必然/偶然。但无论是必然或偶然，爱情都可以被浪漫化为一种命中注定。

在必然的逻辑下，我们的生命轨迹注定在此刻交汇。借用电影里老套的分屏叙事，那我们的故事是否可以这样发生：在同一年的夏天和冬天，我们在南北两个小城市出生，度过几乎没有什么波澜的童年时代，你是领着小朋友们玩耍的那个，我是落在后面被蜜蜂蛰的那个；父母之爱没有全然温暖地发生，但理应存在，爱的碎片在可感的同时刺伤我们；我们在少年时代开始读书、恋爱、观察自我，隐约感到“我和他们不同”，而自己看起来分明如此平凡，究竟又有什么不同；我们走着最寻常普通的道路，升学、读研、做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因为顺遂而几乎没有骄傲可言。你在一个规划中的年纪，认为自己应当找到稳定的伴侣；我在对自己似是而非的探索中，规划把自己的选择打开——在这个时候，彼此出现。

在偶然的逻辑下，我们需要一种对于过去的以“如果”开头的假设性想象。如果我没有在一些感情遗迹的发酵下放弃岭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因为项目上的短暂交集加上微信，如果没有那几次架构调整让我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近，如果你没有因为封控在家无聊翻看朋友圈，如果我没有和朋友做播客讨论一系列无用的话题，如果你没有对我提出“明天晚上聊聊”，如果我没有在隔天晚上执着于这个约定把你拉到我家对面的路口，如果不是因为你隔天休假而聊到半夜一点，如果彻夜长谈的愚园路上没有那队晨跑的日本男生路过，如果早安山丘不在早上六点售卖豆浆，如果没有临近述职的“你认为我需要周末加班”，如果凌晨三点的天山西路上没有人在卖蔬菜，如果我没有多买一个绿色的枕头，如果我没有说出那些令我困扰的情感，如果在迎风的河边你没有因为恰好穿了长袖给我擦眼泪，如果我们第一次看的电影不是《隐入尘烟》，如果我那晚原有的约会没有和对方无言的爽约，如果我不是独自居住在一个随时可以为你敞开的房间——那么，或许，就不会有“我们”的成立。

你看，同一个故事从来都可以改写为不同的版本，像同一张碟片播放AB两面，迷信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技巧，一种自圆其说的技能，爱情的迷人之处不也在于她足够丰富的被阐释的可能性吗？我们大可以用一种伪装科学的语调，讲她不过是荷尔蒙的催生、激素的反应，是童年经历造成的感情模式倾向，是几百万年前，月球和地球之间不经意的一次引力。

但在无数种迷信当中，我最为相信的那一则是，因为我如此想要，所以我如此选择，这已经构成了一种爱。我们对所爱之人怀有无限的憧憬与想象，我把有限的你放进这个无限的模型，连同想象与实际的落差都符合预期。因为你是真的，所以爱是真的，一切可被触摸的真实都让我更有勇气去面对似真非假的世界，让我在无论因为什么而软弱流泪时，都知道背后的怀抱将给予我厚实的温度与力量。

所以最后，也祝福你在新的一岁，触摸到自己认同的真实，做想做的事，爱想爱的人，一点点成为想要成为的自己——无论那是否和我有关。而我只是诚实地希望能够陪你多走一程，再一程。

二十八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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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是用“不要忘记”来告别的，如果能幸运地结束这一切，如同结束这个五月。

领到了新的出入证，和五月那张几乎一样的设计，只是底色换成了明亮的黄，街道名背后不再跟着（防范区），每户一张变成每人一张，背面写满六月每一天的日期。三区划分和那些需要费劲才能理解的管控政策也许就随着名称的掉落成为历史，但持着证，出入仍是“临时”的，这张卡片适用范围仍然“根据防控等级变化随时调整”。那无异于一则免责声明。

出入证由楼长阿姨发给我，她是位短发的上海阿姨，住在六楼。起初我很不喜欢她，因为她就像突然密集的核酸检测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早晨，声音洪亮，重重地捶门，睡眠的尾声就此崩塌；在她眼里，我也许也一直都是磨蹭很久才会开门（不记得口罩扔在哪）、每天都买东西、几乎不在楼道群报备抗原自测结果的101。其实我也不讨厌她。

封控开始时，很多人感叹邻里关系的美妙，但直到最后（希望是真的最后）我依然必须坦诚，我不喜欢团购，不在群里讲话，也并不热衷于与身边人建立联结——不热衷不是不愿意，只是止于点头之交也很好。像和隔壁爷爷奶奶约定把可回收垃圾放在楼梯下的角落，但作为回馈，也其实不需要麻烦他们帮我扔其他垃圾。我们不用常常碰面，但约定悄无声息地发生。

很多时候，只是默默看大家在群里的热络、温情和时不时的剑拔弩张。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其一是封控最严格的日子里小区最大的团购停团，原因是居委规定严苛且严重双标，后来居委在一片讨伐声中开了“官方”团购，看起来颇像抬高价格从中牟利的买卖。一位志愿者在转发团购信息时给出了两个不同价格，被指有赚差价之嫌，要求溯源追查是谁出的错。有人在群里质问她时讲，“看她发过照片一冰箱的牛奶，她不缺东西我们缺”。我和她在同一个小群里团购过牛奶，一单500mlx12瓶，我的冰箱里也曾经全是牛奶，只是距离差价事件已经好多好多天。她常在群里搅浑水做和事佬，我也不觉得喜欢她，差价事件最后的解释是起初和供货商没有确定好价格。只是那一句对冰箱里的牛奶的追问让我记得了很久，想起的是方方的《软埋》。

其二是今天，看到那位被困在小区里的电梯工回到家乡开始了隔离。被困住的两个多月里，他一直在做志愿者，给小区居民送货上门。他的微信名字里有一只老虎，大家叫他“勇哥”。我不知道有没有和他在小区里遇到过，如同不知道每一套白色防护服里是怎样的人。

群名是“友爱群”，群主也是一位志愿者。他很活跃，发言密集，有问必答，常在群里转发官方报道和红色正能量，和群友阴阳怪气地对线，每次居委被问责时避重就轻讲志愿者的辛苦，又因为阴阳怪气而看起来从不生气。据说是位退役军人，一开始服务于病例最多的封控楼，在被家人指责不顾家后转去了非封控楼，在停团危机后开启了团购，又在今天被指责继续开团是不是想赚佣金。他说这笔钱用途公开，今天开始支付勇哥回家自费隔离的费用，你们看截图，不解释。

我想人真的是很复杂的动物。因为一点好泪眼相看，因为一点不好恶言相向，但其实人只是复杂，如同光影交织。并不会有完美的“纯白志愿者”，我想我一样也并不喜欢他。

在这段纯粹的独居日子里过滤了一些“伪需求”，识别了哪一些东西是我真正的需要，读书、音乐、高油盐且辛辣的食物、烟，让我在感到困顿的时候可以自救，虽然不知该称其为画饼充饥，还是饮鸩止渴，或许都有些言过其实。那就是摆荡的生活里可以握住实物的片刻。和他人的交流渐渐变得少，五月的后半段更是稀薄，于是知道在躲藏的时刻被谁想起、被谁关切——躲藏不是刻意为之的考验，只是如同多年以前，不开心的时候无法在欢聚的派对上出席。但朋友们原谅了我。

过去的日子里也在这里写下了一些对荒谬见闻的愤怒和恐惧，直到最后也没有哪一件事在我身上真正发生，连失业都没有（not yet）。庆幸的是，我写下来了，不只是流下一滩浸湿纸巾的眼泪，让记忆随着液体蒸发。书写记录是一种萃取，为自己想留下的物质寻找溶剂。寻找亦是我的获得。

一首老歌向五月告别，六月的夏夜晚风扑面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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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为不必要的忙碌而弃置在原地的烟头，独自燃尽后灼烧的是我的灵魂、我的身体，留下一个个碳黑色的伤口。时间抹不平的，胶原增生过度愈合的结果是一块块微微凸起但毫无生机的皮肤，身体对疼痛的反应如此过激，不可逆转的剧烈，又如此隐蔽因而不被察觉。已经很痛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地面对，除了忍耐和忽略。”

在情绪的驱使下写完这段，去洗了个澡，湿着头发，坐在院子里听李志。闭上眼睛关掉视觉，听觉被音乐占据，气息被烟占据，只有吹过头发的凉风是属于自然的。缓慢地呼和吸，感到一道人造的刻意的气流经过口腔、气管、肺，又岔开一道流经鼻腔，离开身体。清晰的觉知让平静回归，减缓了精神的焦灼。

人几乎迷信地以为，痛苦总是暂时的、非常态的、有因有果的，但没有任何一种痛苦，逻辑清晰、观点明确、经由严谨论证因而成立。痛苦的发生即是成立，像摆在桌边的月历，这么长的时间——这一整个月里，你知道自己就只是要面对它，无论喜不喜欢，但这个五月就是如此。而真正的宗教明明讲，人皆受苦，生即是苦。痛苦难道不是我对生命最深刻的感知吗。

这里是写于前天晚上和写于今天的分割线。不能或者说至少不应该在疫情的第三年才读《鼠疫》，又因为忙于工作而始终没能读完。我在感到痛苦、因感到痛苦而抱歉、因表达痛苦而失落的那晚读到这段。（也许本不该用这本书来和私人感情心领神会的，所以引用完就算是结束了。）

最后，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倘若我们当中哪一位偶尔想与人交交心或谈谈自己的感受，对方无论怎样回应，十有八九都会使他不快，因为他发现与他对话的人在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想表达的，确实是他在日复一日的思虑和苦痛中凝结起来的东西，他想传达给对方的，也是长期经受等待和苦恋煎熬的景象。对方却相反，认为他那些感情都是俗套，他的痛苦俯拾即是，他的惆怅人皆有之。无论处于善意或恶意，这种回答都是不公正的，必须加以拒绝。或者，至少对那些忍受不了沉默的人来说，既然别人不能领会出自肺腑的话，他们只好使用做买卖的语言，也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谈谈人际交往和社会杂闻，可以说都是些日报上的新闻。就这样，在聊天中用套话来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痛苦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囚犯们只有用这样的代价才能赢得门房的同情或引起听众的兴趣。

《鼠疫》，加缪

难得地出了门，哪里也没去，独自散了一小时步，一些景象稍感诧异：苏州河边的绿道颇有人气，几乎每一个预想空荡荡的角落里都藏着人，长了半人高的草丛让一切变得未知；24小时营业的街头自助篮球场，粉色的那场有一个男孩在独自打球；公司楼下长了一片一米高的紫色花丛。散步的一小时里，我久违地、或者说是从未有过地，认真观察着这个城市、擦肩而过的人、生活了近一年的街区里那些我熟悉或从未到过的地方。观察没有结论，不占据立场，不持有观点，只是看着，满眼已是初夏的青绿。

我的头发也长了，暂时想继续留下去。其实差点没有想讲，最近最让我感到伤心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天晚上猫在我脸上抓了一道不浅的伤口，原本以为她总不会生我的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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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果我在没有确诊新冠阳性的情况下被强制入室带走隔离。

想象之一关于如何与对方交涉。

首先，保持冷静，不要和对方比谁更大声；其次，手里应该有武器，我的家里有三把刀，一把厨师刀，一把菜刀，一把水果刀，其实它们都不锋利，几乎无法伤害任何人；再次，猫应该被我抱在怀里——这样，就无法拿刀了，因为一只手需要拿手机，那么放下刀。按照想象，我应该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明，如果你是警察，请告知警号、姓名并出示证件，以明确你是谁；如果你要带走我，请明确说出我的姓名、身份信息，以明确我是谁。按照想象，我应该要求对方拿出我为什么应该被带走的红头文件，有相关单位的盖章，虽然我不知道相关单位是谁；按照想象，我应该要求对方明确我的猫和住所将被如何处理，我有权要求它们在我回来时完好如初。

“就算你报警，来的也是我。”那我就报警，然后你再来。

按照想象，我会在某个社交平台对这一过程做视频直播。我几乎不使用任何具备直播功能的平台，想了一圈也许只能是即刻，那么最多只会有50个人观看，不对，应该在直播不到一分钟时因内容违规而被强制暂停。那么，还是录制一个视频，保留一些证据，虽然这证据保护不了任何人。因为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需要对某一方是否曾实施过错的讨论成为可能，但我知道这不可能。

想象到此为止，我被带走了。我的问题没有答案，要求不被承接，手机里多了一个视频。

想象之二关于如何逃离。

我所居住的一楼沿街院落，最矮处的院墙甚至不超过两米，即使是我，也可以借助一个普通的椅子轻易爬上去。在此基础上，甚至还能带上不重的行李。我会背一个书包，猫放进去，带一个登机箱，里面放一袋6kg猫粮和一些可存放的人类食品，带防风外套、雨伞、眼镜、纸巾、可用于通讯的电子设备及充电器、止痛药、证件，带一本书，只带一本的话会是《论自由》，虽然刚刚读完。几乎觉得，走在街道上不会有任何人管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果不需要任何公共交通工具。那我要到哪里去，还没想好，但想象中，人可以步行到很多地方，在很多角落生存下去；还能不能翻回来，不太确定，已经不记得墙外的地形，但我比较乐观地认为可以——这个“可以”指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但我的能力应该不够对抗想象中的“如果有人不允许”。

想象提醒了我，我应该先买一套防护服。

在想象中，那时心里有声音，那个声音说：我不反对清零，自始至终也很配合，但清零不是以剥夺数以万计的人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为代价，有些人失去的不止如此。你可以带走我，但是你要说清楚，为什么、去哪里、你的权力从何而来、我的权利怎么保障，如果一切都不清楚，那么何以只有“带走我”成立。恶法到底是不是法，我认为不是，那么违背它就不能算是一种过错，更何况政策并不是法，甚至可能违法。很多时候，抬头一眼就能看到，困住我们的高墙其实不到两米，轻易就能越过去。为什么不呢？这一切都不正常、不正确、不正当。我知道墙外没有想象中的自由，也许没有，但是这里有真实的不自由，毫无疑问。

想象到此为止，因为想象中的我，出口揭破这一切都是想象而已。很幼稚吧，我知道我很幼稚，想象中的勇敢是不争的怯懦；想象没有代价，因而不必考虑后果，刀依然用来切洋葱，猫依然蜷缩着沉睡，墙依然在雨夜里变得湿润。这一切如此平和，没有任何牺牲。

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读到这里，请不要嘲笑我的幼稚。恐惧和无力如此真实，和我流下的眼泪一样，不应该在此刻的生活中发生。但所有不应该，都已成为必然。

ps. 我想用自由的反义词替换“不自由”，谷歌告诉我那个词是“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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